西方现象学发展：从胡塞尔到卢曼 尽管胡塞尔归根结底是从形而上学的内部来批判形而上学，然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直观现象的重视、特别是研究生活世界的意义和规范的那种还原方法归根结底仍然具有纯粹的经验维度，为现象学开拓出这样或那样越过哲学的篱笆通往社会理论以及法社会学的门径。
换言之，在精确科学的光谱仪上，似乎难以检测法学者们对于法理问题所发表的论断（意见）是否具有确定性、或者是否具有逻辑上的真假值：比如，当法学者们说法律不强人所难时，一位逻辑学者不能通过逻辑手段来判断和检验这句话的真假，在后者看来，一个自身要么为真、要么为假的语句才能算得上是（逻辑意义上的）命题。可以说，没有辩证（对话）推理，没有理性证成，法学知识则难以确立，其很可能沦为一套无根基的知识。
相反，更多的罗马法学家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看作是一门实践技艺，这门技艺与神事和人事、正义和不正义、善良和公平等等事项相关联。上述争论一直持续到近代，甚至到了20世纪，在法学内部以及法学之外，相关的讨论仍未停止。这个结构所内嵌的法理（法律内在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不依赖于我们的心灵、也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而客观存在。从此论战此起彼伏，一个世纪之后，仍有学者（如卡尔·拉伦茨）发表与基尔希曼主题针锋相对的演讲，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之立场呐喊、辩护。秉承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倡导几何学证明方法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ě Descartes）成为近代哲学的始祖，其建立在数学运用基础上的思想训练方法完全取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构成了方法论问题觉醒的世纪的思想和方法基础。
（2）法教义学内部应当建立起一套灵敏的法律问题反应与法学知识过滤机制。无论何时，法学家们心目中多多少少都怀有一丝难以割舍的渴望：法学（法教义学）必须被打造成为一门独立自治的、具有科学尊严、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共享科学之名的学问。宅基地制度的初衷是保障农民的基本居住。
与此同时，县乡政府所能统筹的经济资源比例减少、能力变弱，县乡村关系日益变成项目执行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上下级考核与被考核关系，行政性加强，对乡村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弱化。消极权利不需要他人积极的行为即可实现，只需要他人负有消极的、不侵犯、不妨碍的义务，诸如人身权、财产权等。如果政府缺乏能力提供公共品，或者提供公共品不经济、不方便，就可以指望社会组织。第一，聚集和运用经济资源的能力。
在一些城郊地区尤其是城镇规划区内，分配宅基地已经在地方政策层面被叫停。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不动摇，有序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
在乡村振兴中，法治对农村建设用地权益的保障需要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宅基地管理，以保障农民的居住权。《乡村振兴促进法》第25条要求各级政府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度，加强乡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强化农业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法律服务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和乡村文化人才的培育，并列举了一些十分明确的措施。不同维度的问题有机联系、密不可分，任何一个维度的问题都与其他维度相关联，需要整体视野和辩证思维。《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明确反对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
一个家庭的状况在变化，但多数农民实践的家计模式和家庭结构模式却一直存在，成为主流模式。中国农村家庭的大多数，还只能维持一种代际（有时是性别分工）、半工半耕并随家庭生命周期调整的家计模式。这些项目都需要落在土地上，最终表现为土地权益的实现，同时会面临合作问题。我国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即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和土地的经营权分置并行。
第四，乡村振兴战略中权的维度。【摘要】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发展，促进乡村振兴需要法治统筹推进。
这些对法治如何保障村务民主治理提出了挑战。这四个维度体现了乡村振兴中的民生保障、地权保障、社会治理、权益实现等基本面向。
作为配套措施，全国已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4]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同时提出，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13]公司经营农业要求长期流转土地经营权，这切断了小农家庭根据家庭周期、家计情况而灵活调整的农业生产模式。第三，如果农村建设用地全部自由入市，城市近郊的建设用地可能有较高的市场价格，而远郊农村的建设用地则没有区位优势。农民家庭大多维持代际或性别分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
公共品供给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村级民主治理的内容、特征、症结因此有所不同。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包括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应急管理能力和平安建设能力等。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53条提出，国家培育服务机构和服务类社会组织，完善服务运行机制，促进公共服务与自我服务有效衔接，增强生产生活服务功能。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大多数农民家庭维持代际或性别分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他们的收入构成包括土地上的农业收入和城市里的务工经商收入。
对此，2021年4月国务院修订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加强了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农村村民宅基地需求。如果比照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20]则乡村振兴权益属于积极权利。
组织源自辖区内群众对某种公共品的内生性需求，其成立和运转也依赖村庄内的社会资本，一般会得到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的认可甚至支持。总而言之，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权益保障，需要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通过具体办法促进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一方面促进进城农民的土地权益实现，另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在村发展人口的土地权益，包括对土地的实际利用，在村居住、耕种或从事其他产业。在这种模式下，农民能动嵌入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以及与之同构的家庭结构及再生产模式，从而塑造中国有别于西方的城镇化模式。
有效执行在这三个层面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13]孙明扬：《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84-85页。
其中多数事务通过村级治理来落地，另外一些事务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实现。二是司法所，主要进行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综合治理等工作。
[12]村庄中农民阶层和贫弱农民，他们高度依赖土地和农业生产收入。五、权的维度：乡村振兴权益的实现及救济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乡村振兴权益实现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内生型民间组织具有鲜明特征：第一，内生需求导向。政府不投入任何成本，消极权利也有很大概率和很大比例可以实现。由于村民宅基地存在向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转化乃至上市的政策空间，因此不少地方政府逼农民上楼，将腾退出的宅基地转换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下兑换为土地征收的指标。十四五规划指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一些农民家庭选择将承包地的经营权流转出去，从而获取地租收入。在此过程中，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基层法治予以保障：如何在部分人口有序城镇化的同时保障农村主体人口的体面生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如何依法实现均等化。
[27]〔日〕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周其仁：《城乡一体化渐进式改革》，《商周刊》2015年第26期，第63页。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7]陈柏峰、王裕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一个研究框架》，《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第42页。
